名家讲坛 | 美国教授戴彼得：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明代历史的传播
【环球网文化综合报道】6月15日，由贵阳孔学堂与岳麓书院共同主办的“溪山岳麓·大成心境”名家讲坛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戴彼得教授带来主题为《售卖<通纪>：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明代历史的传播》的精彩讲座。
戴彼得教授是美国人，在中国明代政治、文化及出版史等领域成就斐然。一个美国人为什么钟情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戴彼得教授又会带来什么新颖的观点？正是这些疑惑，吸引了大量的贵阳市民前来聆听讲座。
讲座开始，戴彼得教授即指出历史事件之所以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除了事件本身的价值外，与事件的流传，即信息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关联，如医疗史上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除了青霉素疗效显著外，也与政府政策、教育、医疗制造、医疗物资运输以及地方政府的安排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术界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应注重信息传播的研究，如考察朱熹与陆九渊1175年的鹅湖之会、朱熹与张械1167年的朱张会讲，就应该关注这些活动的记载是以何种方式流传开来，流传到哪些地方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等。就书籍史的研究而言，更应该如此。
对于明代史书的书写，戴彼得教授认为前期历朝《史录》的编纂，因为受阅读范围的局限，历朝《实录》只能在帝王、大学士等高官之中传播，这也招来了“本国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史”（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王世面《史乘考误》）的批评。紫禁城之外的文人群体则将《实录》视为隐匿的“国史”，质疑《实录》的真实性，这也诱发了各种野史的产生。明中期，各种笔记小说中出现了大量有关明代重大事件的记载，如土木之变、夺门之变、刘瑾乱政、大礼议等，进而又出现了将各种笔记小说汇集在一起的丛书以及分类编纂的类书，不断丰富着明代历史的书写。
1555年，广东学者陈建编刻《皇明通纪》一书，这是明代历史的制作和传播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陈建广泛收集众多笔记、传记集和文集中历史资料，编纂完成了这部“紫禁城内的官方宫廷记录之外最全面的朝代历史账目”。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陈建的《通纪》不断地被勒令禁止印行，但却又不断地重新编辑，甚至多次增加内容，并为不断扩大的阅读市场重新包装，反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通过对《通纪》一书编纂、刊刻、印行的深入了解，可以对明代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经济活动、商业运行以及中国晚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信息是如何被理解、传播和运用等有全面的理解。
戴彼得教授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思想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在互动环节纷纷向戴彼得教授提问，由此也进一步认识到阅读历史，不仅要分析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还要充分了解历史是如何书写的，如此才能避免人云亦云的困境。（本文内容综合自贵阳孔学堂公众号官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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