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中最“弱”的农民单位，现实里拿起武器，个个都是狠人
日本战国？欧洲诸侯？村斗而已！
随着近日老牌历史模拟即时战略大作《信长之野望：重生》发售，那个被无数文娱作品演绎过的日本战国时代，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围绕战国时代衍生出的“村斗”论调，也随着游戏的热度而短暂出现，又在亿兆信息更始中忽然消逝。
“村斗”论几乎可以出现在每个相关历史有关的游戏、文章和视频的评论区中，与之相伴的，往往是一场场看不见硝烟的键盘之争。日本如此，远在欧洲的同行也不能幸免。
《不列颠：全面战争》和《祖先：遗产》也都在发售时被调侃性地冠以了“村斗”之名。在这种无厘头的解构下，日本大名、英国国王都成了村长，那些大战役也在一次次夸张对比中黯然失色。
其实归根结底，“村战”无非是在吐槽规模。但一个基本常识是，在工业革命运输条件大发展之前，全球范围内，某一次战争中，某一方实际战兵的最大规模不会超过20万。这个数字是古代运输条件、后勤生产、战场通信等制约下的极限。
中华文明的确长期以来以人口众多著称，但也不可能摆脱这个客观规律。所谓的百万大军，其中八成都是民夫。同理，不论是罗马时代还是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或是拿破仑时代，20万都是后勤系统无法逾越的大山。
对后勤限制人数的有力佐证是P社游戏。尽管游戏在诸多方面对现实进行了大幅简化，但却保留了战场宽度的基本设定。在一个格子上放置太多军队的后果往往意味着士气下滑，战力打折，甚至崩溃。
总之，与其说“村斗”论是严肃的学术之争，不如说是杠精民科、民族主义、强盗逻辑和阴阳怪气的杂糅体现，是一种反智主义。一味的贬低敌人，抬高自己，终究是阿Q精神，自欺欺人罢了。
尽管“村斗”已不足论，但现实中的村斗确实存在，它不仅有动辄数万数十万人的规模，更兼用土枪土炮和堡垒战术，造成了百万人的伤亡与迁徙。它不仅在规模和烈度上令人咋舌，更是卷入到了足以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巨大事件中，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在广东的土客大械斗，史称土客斗祸。
斗祸的原因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辞海》认为，从西晋末永嘉之乱到唐末、宋末，也就是4世纪-13世纪末的时间里，草原游牧民族侵袭导致大批北方汉人南迁至赣、闽、粤等地，这部分人就被土著称作“客家”，顾名思义，客居他乡。但“土家”就是真土著吗？也不尽然。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土人实际上是藏缅人主导的西、北民族大量融合武陵原住民而生，亦有相当的汉族血统，成型于唐末五代。
在近代以前，土与客更多指代文化概念，而不是种族概念。
若以民俗划分，客家在迁徙中吸纳了许多土著风俗，土家也不可避免地融合了许多汉地文化。双方在民俗事项、神明信仰和岁时年节等方面的习俗大同小异，并非泾渭分明。所以古代用以区分彼此的唯一途径就是方言。客话长期以来被称作“中原雅音”，而土话（粤语）则被讥讽为“蛮言”。实际上双方的语言都可视作汉语的正统分支，无分贵贱。不过，语言的差别仍然是明显的“敌我”标志。
早期的客家大本营在闽粤赣交界处，这里虽然人多地少，环境恶劣。三天一水灾，十天一旱灾，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无奈之下只能继续南迁。迁徙途中，崇山峻岭，湿热瘴气，毒虫猛兽，兵灾匪祸，一族之人折损十之五六是常事。抵达新地之后，客家向土著乞地，后者剥削压迫，以奴隶视之。土民不仅人多势众、经济基础雄厚，还有官军撑腰，不论是械斗还是打官司，都是客家劣势。
土客矛盾之一是丧葬习俗。客家带来了特别浓厚乃至迷信的祭祖与丧葬习俗，葬礼一律从奢从厚，而且为了找风水宝地，甚至开掘已经埋葬的土人坟墓，移走前墓主人，再把自己人下葬。不仅如此，客家还有“二葬”习俗，就是如果迁徙，必然要挖出先人遗骸，到新地再葬。
土家也很看重风水与丧葬，一来二去，必有冲突。
在北方极度简化的祭祖习俗，被客家人完整地保留至今
除了祭祖，客家文风极盛，视读书科举为人生信条。一方面这是先辈古训，一方面进取仕途也可以有效改善客家人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但清廷在当地设立的“学额”有限，土客精英为求阶级跃升，必然要争得头破血流。所以如果说文化习俗的竞争还能忍让，那么利益相关就绝不可能让步了。
性格方面，客家人身上依稀可见秦汉风骨，他们崇气争胜，哪怕是无礼之举，轻蔑之谈，都会引起客人的强烈反应。这种集体意识让他们很难融合于土著，更不可能让步，哪怕是己方不占理。所以如果没有外敌就互相竞争，有外敌便同仇敌忾。
客家崇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尚武。客人是清廷官方认证的战斗民族，史称“潮勇”，字面意思就是潮州附近的客人好勇斗狠，轻命剽悍。在这里，宗族械斗每次死几十口人习以为常。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认为，“南方农村的持续军事化状态，成了培育军事领导和军事技术的场所。”
三元里抗英的主力之一，就是客家人
晚清时期，民风最剽悍者，莫过闽越。这里自古械斗成风，“百姓日益兵刃相接，所载筑立竖墙，广开炮眼。竹盔、铜甲，小村数百具，大村或千具。专务倚强凌弱，以众暴寡，公行劫掠，负险抗官。”引起械斗的原因千奇百怪：嫉妒、口角、殴斗、水井田地、宗祠太高、赛舟撞船、争夺坟茔，都可激起百人械斗。
早期客家的住所与中原故地无二，但随着武装冲突加剧，房屋逐渐堡垒化，最终干脆变成家族群居的超大号封闭式城堡，里面有粮食、水井、学校、医院，安全坚固。这样，人数较少的客家就可依靠防御优势，与土民长期抗衡了。这就是福建土楼。
客人自居“中原正统”，视土人为“南蛮”。土人则认为“广东乃中华最中华之地，盖因未曾被鞑靼侵袭”，反嘲笑客人为“异族”。盲目而肤浅的地域优越感使双方对立情绪日益加剧，互相自诩为真正汉人，而贬斥对方为“蛮夷”。嘉、道时期，广、惠的客家人口增加，实力增强后，第一件事就是为此前受到的欺压展开报复，在东莞一带就爆发了大规模械斗。
不过，真正将械斗变成“斗祸”的，则是广东洪兵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争。
暴力的循环
天地会作为清代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结社，一直屡禁不止，反而逐渐壮大。随着晚清积弊，社会矛盾增加，终于在咸丰四年（1854）于广东爆发了反清起义运动。起义军自称“洪兵”，即洪门造反军。
洪兵势大，差点就攻下了广州城。但其训练不佳，武备不齐，终究沦落下风。在镇压洪兵的过程中，清廷被迫启用各地团练，也就是地方武装。客勇正愁没理由搞事，绝不放过这次机会。鹤山、高要、开平等地的客勇组织起来，矛头直指土民。不过若说客勇是因公徇私也不尽然，因为的确有许多土民加入了洪兵。
得到官府首肯后，客勇就举起了屠刀。《粤东剿匪纪略》记载道：“客民自恃有功，借剿匪名，泄起积忿，肆掠土乡，占据田土，互相报复。”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六年，绵延十三年，遍及十七县的惨烈斗祸由此始。
斗祸先在肇庆府爆发，迅速蔓延大半个粤西。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就是鹤山。
雍正时代，鹤山极荒，十余姓客家来此开垦，历土客几代人努力，鹤山县富庶一方，人口近20万。双方都有成片的村庄土地，势力不相上下。洪兵起义后，鹤山土民与客民也设立团练，准备一同作战。直到县城被洪兵攻破，知县被杀，鹤山政权陷入瘫痪。
但客勇比洪兵还狠，通过伏击、夜袭等办法杀得洪兵“尸浮满海”。甚至还号令各地团练，召集万余人攻下了县城，把洪兵打得溃不成军。此时，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洪兵也卸下了伪装，会同一些土人地方武装一口气焚杀劫掠三座客民村庄。
客勇大怒之下，传信附近六县客民，表示“土匪”要联合洪兵“尽灭客籍”。各县群起相应，出人出力打出“六县同心，天下无敌”的口号，准备对土民施加报复。土民、洪兵与土匪联手也打不过客勇，几天之内，七座土村被焚毁，十余个村庄也自行开始械斗，客勇过处，尽为焦土。
当时每一座村庄都全民皆兵，设立工事围墙。一次大规模械斗能有几千人同时参加，大炮开路，鸟铳齐射，骑兵突袭，挖掘陷阱，应有尽有。前一年还和睦的乡里乡亲，转瞬变成切齿仇敌，鹤山沦为暴力循环的地狱。
1857年，鹤山客勇已经实际掌握了政权，官军本想镇压，但又被洪兵牵制。失去约束的客民开始大肆破坏，从一开始的自卫反击，变成了真正的土匪恶霸。他们“霸产据业，视妇女为鱼肉，挖掘组分，掳人勒索，拦路抢劫，滥杀无辜，虽睚眦之嫌，分毫之欠，无不报焉。”
秋天，土民聚在一起奋力反击，购买洋枪洋炮攻打客民碉楼，城破之日鸡犬不留。在当年八月连破客民二十余村，尽株绝。到八月二十八日，整个鹤山只剩下九个客村。九月，官军联合土民对撤退到云乡的客勇主力七万余人进行围剿，是为云乡之战。
清军主将卓兴率军在九月进攻，在山险处被伏，八千客勇突然杀出，枪炮如雨，几乎击溃官军。但卓兴带着后备队堵上缺口，阵斩多人才避免失败。双方激战半天，客勇死伤惨重而散，官军也付出很大代价。为了报复，官军将云乡大小村庄全部烧成灰。土民全线反扑，杀死每一个客人，铲平每一个客村。残存的客民拼死搏杀，又烧毁了许多土村······
残余的客民妇孺在迁徙途中还不断受到土民截杀，土勇为杀客民，不惜杀死保护他们的官兵。流落到开平和恩平县的客民又遭到土民围攻，无奈只能继续迁徙，在清远、四会地区才算止步。鹤山斗祸告终，20万人口的鹤山只剩不到5万，客民十不存一。然而，这场十足惨烈的灾祸，只是漫长土客战争的序曲。
咸丰九年（1859），土客斗祸进入高潮。土人进一步招募武装、聘请外国佣兵，大量装备连射火器，对客人进行全面围剿。十余万客人则集结乡团，劫掠粮食，构筑工事，伏击夜袭，围点打援。粤西客民势大之时，还攻下了广海城，屠四千余人。
此时的战争已经不局限于土客两家，其他土著和广府人也牵涉其中。
这下引起了清廷的重兵镇压，官兵收复广海城后，又联合土人四面出击，逼迫三万客民迁徙。这些客民在野外帐篷里居住，受雨淋蒸湿，瘟疫肆虐，患病而死者达到两万多人。剩下的客民四散而逃，又被土民截杀半路。只有少数客民侥幸逃到澳门，逃往国外。
曾经繁荣的西路客民上千村居全部从地图上抹去。死者枕籍，白骨盈野，各地都是万人坑。根据民国《赤溪县志》所载，“如克交绥寻杀，至千百次计，两下死亡数至百万。”土客斗祸，客人败北，实则两败俱伤。
同治四年，广东巡抚郭嵩焘上书指出，土客斗祸不存在正邪之分，也没有首恶元凶，双方都犯下了无数惨无人道的罪行。在处理土客矛盾上，清廷强调一体同仁，分良莠，而不分土客。同治六年，在官府的撮合下，元气大伤的土客双方逐渐罢兵。土人允许一批客家人来故乡扫墓祭祖，客家也以礼相待，土客斗祸终告结束。
我认为，土客之争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民族污点”，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这就是马尔萨斯周期律的体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在中晚清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下，加剧、加速了械斗的规模和烈度，以至于几乎酿成地域性质的灭绝惨剧。
土客斗祸虽有习俗、语言、洪兵起义等客观原因酿成，但根本原因则是在宋元时代，闽南一代通过远洋贸易和远离北方战争，积攒了远超本地资源承载范围的人口。而明清海禁之后经济下行，过密的人口为了争夺资源，必然会爆发冲突。在残酷的内卷斗争中，神祇信仰和宗族传统作为凝聚力量的途径得以大幅巩固，恶性循环之下，终于来了个总爆发。
在生产力大幅发展，“吃饱穿暖”这一基本生活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争夺资源的大规模械斗终于也成为历史。土客双方早已和平共处，互相通婚，年轻人很少知道百年前还有此等灾祸。
土客斗祸是广东的伤疤，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一段需要驻足回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