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边界：上海城市空间中的沉浸戏剧
西方学者曾对沉浸戏剧做出过3I的归纳，即“Intimacy，Immediacy，Imagination”(亲密性、即兴式、想象力)；而这三个特征在沉浸剧场又表现为全景式空间、具有交互感的表演和多线并行且自由切换的故事线索。以《不眠之夜》为例就是基于1栋酒店、6层楼、90个房间、3000个抽屉、20余位演员通过不同动线完成的多线叙事——每一位观众都可以任意切换跟随的故事线索、人物和空间。这种流动性、开放性不仅释放着传统剧场的边界，随着沉浸剧场在上海的集群式出现，也推动着构建城市文化的新生态，引领着文化业态向亚洲演艺之都的定位稳步迈进。
当前，上海已逐渐形成人民广场为中心，以亚洲大厦、大世界、上海大剧院、麦金侬为内圈，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影视乐园等为外圈的戏剧城市文化场。其中，亚洲大厦是这个都市文化场演艺新空间的代表，又被称为“小酒馆剧场”。与传统剧场不同，亚洲大厦内有十余个小剧场，各有特色剧目，其中最富盛名、一票难求的是《阿波罗尼亚》，整个剧场模拟了酒吧空间，观众点一杯酒，围坐吧台四周，三位音乐剧中人在“吧台”上表演，观众手持相机、酒杯绕指，零距离仰视演出，这种特定空间和新型观演形态让青年剧场爱好者趋之若鹜。2021年亚洲大厦首次挂出“星空间1号”，《阿波罗尼亚》全年演出380场，演员十余人，分不同场次登台，也引来观众多次前往追捧。接踵而至的沉浸剧场还有：星空间2332号的镜像式沉浸戏剧《弗兰肯斯坦计划》、星空间55号的复合剧场复合式沉浸戏剧《贾尼斯基基》，人民大舞台（亚洲大厦北面挨着）星空间6号的环境式驻演音乐剧《桑塔露琪亚》等。
由此，逐渐形成以亚洲大厦为核心区域的小剧场群，而这些剧场的集群和辐射区域又基于整个城市空间的特定街区，这一情形让人很快联想到百老汇。纽约的剧院分为上演经典名剧的百老汇、演出制作成本小且颇具创意新剧目的外百老汇、演出带有实验性小型剧作的超外百老汇三种类型。对照来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都以传统经典剧目为主，而亚洲大厦、大世界、麦金侬酒店等则是外上海剧场圈范畴。这些剧场的出现、戏剧的复兴，都表明在上海无论是以传统剧目为主的剧场还是沉浸式的小剧场、专属剧场，甚至将综艺、脱口秀、电影等形态融合而成的剧场都已初具规模，类型也较为齐备。上海已经形成“剧场＋”的城市文化场域，而这一业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沉浸”剧场观念与传统剧场进行破界、重组完成的。
回溯历史，上海早在1930年代就有“四大舞台”，还有占据全国四分之一的电影院数量，当时上海核心的文化娱乐区域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交界处一带，辐射开来的还有外滩、乍浦路、淮海路、茂名路等。对照前文提到的人民广场文化圈来看，上海的城市文化核心区域并非凭空而起。沉浸戏剧和它的新型观演关系构成了上海当下的文化娱乐生态重要一环，并在城市文化核心持续扩散、发力。
沉浸戏剧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有演出、甚至长期驻场演出（如成都的《成都偷心》和《捞金晚宴》、广州的《The Ten Gifts十号礼铺》等），但上海是真正将沉浸式体验与城市综合体、公共空间相结合起来，并在沉浸戏剧的多赛道同时发力。无论是舶来的《不眠之夜》还是开在北外滩来福士的《里弄1992》，从独立、专属剧场到与商业既定空间嫁接，沉浸戏剧已经在更大、更广的维度与上海城市空间结合。由麻花团队开发的《理发店》《里弄1992》都是利用商业空间的空余时间（22：00以后）进行，而商业经营空间则转化为剧场空间。这一模式大大地拓展了商业体空间和剧场的结合可能，也充分体现了上海都会的文化城市定位。此外，还有以周公馆为真实历史现场的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思南路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和《武康路19号》等户外沉浸式戏剧，都将既有的剧场“破除”，把观众和演员都放置在都市空间进行展演，剧场的边界在遁形的同时也延展了。
沉浸戏剧在上海的蓬勃发展具有某种必然性。首先，上海的文化产业基因自开埠以来就与现代都会的气质密不可分；其次，上海城市空间的多样性也为沉浸戏剧提供了更多选择；再次，沉浸戏剧兴起与整个时代娱乐基调呼应：从最早的密室，到情景剧本杀的兴起，再到热播综艺《明星大侦探》《萌探探探案》等，还有剧本杀电影《扬名立万》等，都成为沉浸剧场的文化土壤，滋养着青年人。而沉浸剧场又将这些文化娱乐产品的形态进行吸纳，比如《宇宙大明星》（亚洲大厦星空间8号）就是将综艺形式与小剧场结合；《心迷宫》不仅借鉴了电影，还将窥视视角的影像引入，将观众被舞台建筑遮蔽的部分用摄影机拍摄、观察之后在投屏在舞台上，大大拓展了观众的视角，与此同时还有直接设在舞台中的观众席位，而这一席位与大多观众看到的又有所不同。总之，沉浸戏剧找到了融合，甚至覆盖其他文化产品的法宝——空间，因为沉浸戏剧的核心是剧场，空间的变换是最直接让观众、参与者身临其境、沉浸其中的。当然，亚洲大厦中的沉浸戏剧与麦金侬酒店的《不眠之夜》、孟京辉的《死水边的美人鱼》存在较大差异，因为它对其他大众娱乐形式的快速吸纳和融合，也距离沉浸戏剧的“正典”似乎越来越远。即便如此，这些戏剧对沉浸剧场的探索意义也远远大于偏离所谓的“正典”，它从另一个维度重启了上海的都会文化基因，是最当下，也最具生命力的。
数据显示，2021年的北京，上演剧目为两万余场。同年的上海共举办营业性演出近四万场，平均每天有超过100场演出。上海的剧场演出数据在全国高居榜首，上海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高铁一小时生活圈辐射人口近3亿。和这一数据对应的文化生产从业者却是远远不足。2019年上海统计局统计主要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仅为不到22万，与上海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不到1%，相较而言，纽约和伦敦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口占城市就业人口的5%。另一方面，从统计数据来看，2021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全部盈利是570亿元，占比上海整个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盈利总额不到2%。纽约百老汇每增加1美元票房，周边产业增加7美元附加收入。文化是上海的软实力，而文化产业更是拉动城市文化经济的硬实力。沉浸式文化产品在上海的持续发酵值得欣喜，而由沉浸戏剧、沉浸剧场所带来的都会文化区块的打造与复兴、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项目扶持应该是当务之急。
（龚艳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