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知识属性与未来展望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不仅肩负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也是提升我国文化主体性、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压舱石”。然而，在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社会环境变动不居的当下，人文学科的价值依然不时受到质疑，其研究范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人文基础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未来又应当如何因势利导，促进人文基础学科的良性发展？
人文基础学科的知识属性
人文学科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周易·贲卦》记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学科的英文“humanities”词源部分来自法语humain，部分来自拉丁语humanus，二者皆有“属人的”含义，与“属动物或属神的意思相对”，同时也表示人性和人的特征，例如有教养的、仁慈的、文明的。可见，中西文化中“人文”都是对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的象征，承载着道德教化的重要使命；相应的，与“人文”密切相关的传统学术也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精神指引的重要作用。
人文学科的知识属性是人文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依据。从人文学科的知识属性出发，分析人文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现实困境，可以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方向。
人文学科的第一个知识属性是以价值涵养为旨趣的致知。作为以人类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文学科天然地具有道德教化的内涵与要义。不论是古罗马的“人文学”和“博雅学艺”（artes liberales），还是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虽然不能授予人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但却能帮助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自己”进而“修养自己”。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写道：“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因此，如果说西方人文学科吹响了人性解放和理性启蒙的号角，那么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则具有“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始终肩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与使命。
人文学科的第二个知识属性是非线性的知识演进。人文学科是基于人性进程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关于人性的知识并不是按照线性逻辑增长，而是通过视角的拓展、情境的多样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再不断回到经典和传统文本中找寻答案。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曾颇为精辟地指出，“如果在今天大学的某个地方还能看到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的大名，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人文学科。”换言之，人文学科知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属于科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的一部分，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的思想文化皆为其研究对象，其知识的增进是通过不断地“往回看”和与前人思想对话而实现的；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则更多是“向前看”“不愿意对祖先顶礼膜拜”。正如物理学家查尔斯·珀西·斯诺所指出的，尽管当代物理系的学生比牛顿懂得更多的物理学知识，但谁也不能说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比莎士比亚更了解莎士比亚的体验。正因如此，人文学科的知识演进呈现出某种非线性与反复性，对经典作品的一再细读、对生命体验的个人感悟、对不同观点的并置比较等等，皆可以成为其知识演进的灵感来源。
人文学科的第三个知识属性是整体性的知识领域。现代知识分类意义上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于20世纪初才在美国大学中初具雏形，但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在西方可追溯至古罗马的“博雅学艺”，在中国则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六艺”。其知识的发展历史远远早于高度分化的现代学科制度，也具备现代学科制度所无法捕捉的本质特征，即知识的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可理解为人文知识的高度关联性与交叉性，体现了一种超越学科边界的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文学科并不是一个个单一、孤立、有着清晰边界的原子态的学科，而是相互之间边界模糊、松散耦合的“学科群”，共同解释人的价值、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便是这一道理。除此以外，这种整体性根本上也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正因人的思想与人性是无法被简单定义的，所以将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才呈现超越学科定义的复杂性与整体性。
人文学科的第四个知识属性是基于语言文字的理解与阐释范式。人文学科知识的特殊性也体现为特殊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致力于理解事物的学术形式，文本是其最重要的载体，因而对语言文字的识读、理解与阐释便成为中西历代人文学者研习文本、进入思想的必由之路，通过对文本的研读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与时代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对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而言，“小学”是其研究的坚实基础。“小学”大致指代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是古人识字读书的基础。张之洞在其《书目答问》附录中对“小学”之于中国人文学术的基础性地位有过极好的诠释，曰“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在西方，从早期文法学发展而来的语文学（philology）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关键。语文学的本义即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可以引申为所有与语言和文本相关的知识、学问和学术，其核心实践在于对古典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对勘和译解。
人文学科的第五个知识属性是个体化的研究模式。从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来看，人文学科涉及的主题包括大量开放性的、可供讨论和解释的内容，学者个人的理解与阐释在知识传授和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例如，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梁漱溟亦指出，“东方之学皆在向内体认乎生命，恰与近代科学家向外以求认识事物者殊途。”因此，人文学术，尤其是传统中国人文学术，具有鲜明的个体性。这一个体性在学术研究上表现为学术取向、治学路径、学术风格的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在教学上则反映为“为学”与“为人”在师承关系中的水乳交融。
人文基础学科的未来展望
人文学科的知识属性从规范意义上为其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提供了客观规律。然而，在知识生产模式急剧转型、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人文学科的知识属性与社会环境的外在要求之间的张力愈发显现。未来，人文学科将以何种方式完成其“守成”但不“守旧”的使命？又将以何种路径借由“返本”实现“开新”？这些都是今日人文学科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关键命题。
一是构建良性的教育和评价生态。学科是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而大学则嵌套于社会的各个功能系统之中。因此，要促进人文学科的长远发展，就需要从整体布局入手，构建更加多样、良性的学科生态环境。
人文学科因其具有的人格陶冶与精神教化传统，而被视为所有受教育者必备的人文修养。然而，在今日的大学之中，不仅一些学生难以静下心来沉潜钻研人文作品，不少学者亦在考核的压力下退而求其次，不再重视原典的研读与教学。因此，要发挥人文学科价值涵养的功用，首先就要在教育环境中为其开辟一片空间，比如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知识与价值合二为一的特征使其天然地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理想载体；而中小学阶段的经典阅读与文化熏陶同样是培植人文关怀、培养经典亲近感的重要途径。
此外，人文学科的知识属性也决定了其具有研究周期长、研究成果难以量化、研究价值不以效益为首要衡量标准等特点，因此变革评价“指挥棒”同样重要。例如，在评价周期上可以适当延长，为其成果酝酿与积淀提供充足的时间；在评价内容上可主要采用代表作制，而非注重成果数量的考察；在评价标准上关注学者的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而非针对具体的项目和成果。
二是回应现实社会的需求与挑战。人文学科虽然要不断回到传统与经典，但问题意识应当来源于当代。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格局的剧烈调整，人类社会与人类的心灵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躲进小楼成一统”已成为过去，人文学科在当代的生命力正在于对这些新问题的回应、对新技术的利用。
一方面，直面现代人的思想困惑与社会痛点既是人文学科价值的体现，也是其义不容辞的使命所在。传统社会道德、宗教经典塑造与传统社会相匹配的心灵秩序和人格精神，现代人文经典又在塑造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心灵秩序与人格精神，那么面对数字智能社会，人又应当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出来？人类的未来走向如何？这些前沿问题都有赖于人文学者提供思想资源。
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的研究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同时，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久以来，我国学术常以追赶西方、接轨国际为发展目标；但眼下，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趋于平等，中国的人文学术是否也能具有与世界对话、与西方比肩的能力？是否能够担当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的使命？这些既是内在于中国人文学科发展过程的核心命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
三是促进人文与科技的融合渗透。如今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得人文与科学的大范围交集成为可能，也让科学技术本身越来越成为人文学科所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因此，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需要重视科学技术这一新变量的存在，同时也需要回应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全新挑战。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人文与科技的渗透是打破学科壁垒、寻找知识增长点的必然要求。过去，信息技术的介入改变的更多是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存在形态与获取方式，例如文物资料的数字化保护、数据资料的开放共享等。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则为推动人文学科的范式革新创造了可能。例如，新的计算算法与模型改变了文本意义涌现与生成的传统方式，使得人文学科得以克服轶闻式考证与举例式论证的局限，从全局与联系的视角重新思考复杂、整体、多变的研究对象。
从价值涵养的角度来看，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的“联姻”也是平衡技术理性、培养整全个体的重要途径。在数智时代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已然成为一项通用技术，具备基本的数据提取、整合、分析、解释能力将成为现代人的一项基本素养。不仅如此，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人类社会也面临着诸如工程伦理、生态伦理、数字资本主义等全新的挑战，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学科问题意识的一大来源。
（作者：文雯，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