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彬：发展AI，日本有一个硬伤
英伟达CEO黄仁勋近日在访问日本时宣布，英伟达将在日本建立一个人工智能（AI）研究实验室，并在当地打造一个AI工厂网络。黄仁勋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其他内阁成员的一系列会谈，揭开了日本人工智能开发能力的面纱。
虽然黄说“日本具备制造自主AI所需的技术和产业能力”，又说“英伟达的协助不可或缺”，但笔者认为如果不了解日本AI发展和软件研发的现状，英伟达的支持可能事倍而功半，甚至半途而废。日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学界主流到政界主流依然重硬件而轻软件，说句让他们耳朵痛的话：他们到现在还躺在过去模拟技术时代的“霸权”回忆里，对数字技术和软件的认知比美国和中国要落后好几代。
只要在日本生活工作，你就会发现很多应用程序和软件的迭代速度非常慢，甚至没有迭代。不仅软件界面的设计有着和中美欧不一样的审美，而且速度慢、容易卡顿，随时有宕机的风险。究其主要原因，是软件被视为硬件的补充，不算是创新的努力方向。“不就是0和1的不同排序吗？”这种思维弥漫在日本“产官学”的主流，更讽刺的是，老龄化少子化进一步固化了这种思维，重硬轻软的人依旧控制着“产官学”的话语权和预算权。
上世纪80年代是所谓“日本第一”的时代，日本的“产官学”的确掌握过模拟技术的霸权，但随着“广场协议”的诞生，日本不仅进入经济泡沫化，甚至出现了“国家泡沫化”，其代表就是中曾根康弘的“正常国家化”。而日本所谓“点错科技树”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在那时埋下的。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尤其是“第一次半导体战争”的败北，容易成为日本的自我辩解，但在笔者看来，虽然有着美国制造的“战后框架（体制）的天花板”，但放弃软件和半导体的迭代，专攻硬件和硬件制造设备的迭代是日本主动的选择。
而中曾根的“国企民营化”，也从经济社会层面助推了一把。在那之前，日本电信电话和日本国铁还是代表日本的世界级选手；在那以后，民营化催生的日本铁路公司（JR）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满足于日本市场的主力选手地位，基本放弃了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当然背后还是美式市场主义在作祟。日本的高铁除了把列车车厢卖到台湾地区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重要市场收获。背后还有一个问题是，日企基本放弃了对速度的追求，而专注于成本的降低。殊不知，数字技术时代、数字经济环境下，交易成本的背后是交易速度。软件技术的迭代，不仅能影响硬件，甚至能定义硬件。数字经济环境下，需求定义供给，而不是供给限制需求。
当年的阿根廷被称为受到了“资源的诅咒”，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失去30年的日本，除了人口问题以外，可以说是掉进了“模拟技术陷阱”，受到了“硬件的诅咒”，因基本不具备数字技术的迭代能力而被美国割了韭菜。时至今天的日本社会，从“印章文化”到“传真机传统”，模拟技术文化陷阱无处不在。更有甚者，各大企业集团各搞自己的数字化，而日本政府除了出台“经济安保法”来限制企业以外，在底层逻辑上根本无法为数字化开路。
实际上，岸田政府也在为日本数字化作出努力，但近几十年在这方面的知识落后不是一丁半点儿，岸田政府找库克、邀请黄仁勋，手里还是只有手机和显卡这些硬件设备。黄仁勋说，日本具备制造自主AI的技术和产业能力。没错，原型机都能搞得出来，但是迭代和在市场中生存下去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算力，更需要“码农算力”和“市场算力”，这些也被称为“共同体算力”。痛定思痛，岸田政府为训练AI开了绿灯：个人隐私保护法在此不适用。但日本的“共同体数据量”还是有限的。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其语料的汉字属性是中国以外最强的，当年在底层编码技术开发的时代，日本对汉字编码化的贡献有目共睹。今天，我相信日语语料和日本的数据也能为汉字文化圈AI的训练作出新的贡献。日本需要解决自己数字化路上的拦路虎，也需要构建开放的新环境，如何利用好列岛以外的语料和算力，并为列岛以外的市场和汉字共同体作出贡献，是岸田政府和之后的政府需要解决的底层逻辑问题。（作者是华侨大学客座教授、前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