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观众创造一个看电影的理由

当资本的钱从“热”变“冷”，从“快”变“慢”的时候，当投资人越来越理性的时候，当流媒体越来越侵占电影院地盘的时候，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难以“调和”的时候，当下的中国电影，无论艺术创作者还是市场弄潮儿，将如何应对？

对于中国电影的制片人们来说，凭借一个创意、一个梗概，甚至只是口头的一两句话就能要来投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创作者来说，少花钱长创意多办事的时代悄然来临；对于中国电影院线来说，大成本大投资就等于高票房的时代也在面临着考验。

是要悲观地放弃，还是要乐观地坚持；是要完全地跟着市场走，还是保持着所谓的艺术家的孤傲。参与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人们，似乎都关注于寻找一个理由：让观众回到影院的理由。

日前，上海电影节金爵论坛之中小成本影片创新发展之路论坛举行，《2023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和《2023中国电影艺术报告》随之发布，多位嘉宾也分享了各自在中小成本影片创作、投资等方面的经验。在他们看来，无论成本高低，都要创作出好的故事、人物，这样才能把观众请回电影院，培育出成熟的观影市场。

重新建立观影习惯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尹鸿解读了《2023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23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他认为中小成本影片要格外注意创作的极致性，“一部中小成本电影，无论是形式、题材、叙述方法还是表演，一定要有极致性，这样人们才会花钱到电影院看你的电影。你要给观众创造一个看电影的理由，给观众提供替代不了的‘影院性’”。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经理、中影数字电影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经理张大勇也表示，要助推中小成本电影，全行业都要伸出援手，“我们要重新建立起观影习惯，建立电影和观众的桥梁。”

如何才能进一步帮助中小成本影片打开市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编剧、监制杜庆春强调，中小成本电影是让电影市场多元化的前提，但不应该将成本等同于类型并因此限制创作，“中小成本只是预算概念，不应该混淆成类型。中小成本影片中也有纯粹的商业片、艺术片。”

空间装修 青年导演遇到的问题

即便有行业上下游的支持，但在具体拍摄环节，成本问题依然让很多初执导筒的电影人感到困扰。低成本会多大程度限制创意发挥？有没有破题之法？

从十多年前杨庆的《夜·店》，到后来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邵艺辉的《爱情神话》，徐峥多次牵手新人导演。在他看来，无论成本高低，“有才华的导演，一定有办法在规划内给你惊喜。”他说，不同预算有不同的困难，关键在于导演们怎么在限定条件下展示才华、完成工作。他以“空间装修”比喻青年导演们遇到的问题，“你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包装成罗马柱的样子，但没这个条件的时候，你反而会仔细考量：我到底要住在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空间才适合我？最终，你可能只用很少的钱装修出了很独特的空间。”

在其他方面付出成本

作为导演、编剧、演员，李非合作了包括姜文、葛优、范伟等众多圈内前辈，也一直在探索中小成本影片的创作。他同样认为，在得不到更多投资的情况下，创作者不妨在其他方面“付出成本”，“你真的需要付出时间成本、思考成本、学习成本，在这类‘成本’上做到‘大’而‘深’，说不定能给作品带来更好的结果。”他同时鼓励青年演员不要害怕和前辈们合作，“不管是演、写、拍还是制作，一颗真心足矣。创作的分歧争议，往往是最容易解决的——实际上大家经过讨论，肯定会得出一个公认的最好的方案。”

人物

陈可辛：顺“市”而变，但是有原则与底线的

日前，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迎来首位大师——导演、监制陈可辛。在将近四十年的电影生涯中，陈可辛执导了17部作品，监制了近40部作品。在现场，陈可辛畅谈了自己与电影的缘分，陈可辛说自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眼中，人生必然会碰到很多烦恼，但乐观在于当下，当人乐观时，当下便是快乐的。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你就想象结果是最好的，因为起码你把当下赚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拍电影的态度。”

“只能拍问题能被解决的”

陈可辛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好，父亲对儿子的希望是“千万不要碰电影”，要做一份舒服点的工作。考大学时，陈可辛遵父命填报了当时热门的酒店管理专业，但一个学期之后，他还是转到了电影专业。

温暖的家庭关系，尤其是与父亲的关系，让陈可辛哪怕在见识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之后，依然保持着乐观而光明的信念，这点也直接反映到了他的创作当中。“我可以活在很残酷、很困难的境遇里面，但我有很温暖的信念，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最近大家常讲一个词‘温暖写实主义’，我是特别相信这个‘温暖写实主义’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电影《甜蜜蜜》中，李翘和黎小军在香港相遇、相爱后分手，几年后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真实世界里的情侣，会有这样的幸运吗？陈可辛坦言，自己的电影经常会游离在“现实”“残酷”和“温暖”“乐观”两种相对立的情绪当中。“我相信，那些血淋淋现实背后的问题都是可以被解决的，所以我只能拍问题能被解决的这种结局。”

向往拍5集、8集体量短剧

否认《甜蜜蜜》中的主人公久别重逢是“向商业妥协”后，陈可辛也回忆了拍摄这部影片的过往。当年，《金枝玉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公司却濒临倒闭，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收购条件是，必须要拍《金枝玉叶》的续集。陈可辛答应了这个完全不在计划当中的续集，同时提出拍一部相对续集而言比较文艺的小电影，那就是《甜蜜蜜》。“我先拍《甜蜜蜜》，因为我怕拍了《金枝玉叶2》之后他不给我拍《甜蜜蜜》了。”

陈可辛说，《甜蜜蜜》是自己拍得最舒服、最自由的一部戏。“一部好电影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碰到最好的团队、最好的人、最好的故事。当然最重要的核心是导演要非常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是，坚持信念的过程中，总会有人不停地打击你，从投资方到演员、明星，每个人来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每个人来都可能把你带偏。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码’在一起去创作、去做选择的人。”

《甜蜜蜜》之后，陈可辛又拍了《如果·爱》，以及《投名状》《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等题材更为多样的影片。“现在流媒体已经在改变了，可以用十几个小时的篇幅讲故事，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是受限的。”他说，自己有时候也想改变，甚至“向往拍5集、8集这种体量的短剧”。

顺应市场“变”与“不变”

陈可辛似乎在“变”，但他又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了很多的“不变”。“我一直都是很有危机意识的，所以我一直顺着市场当时的要求去改变。”但陈可辛坚持，改变并非没有原则和底线，“你要坚持自己那些‘说什么都不会改变’的部分，因为一改变，那个电影就不会好看了。相比一部不卖座的电影，口碑不好更伤导演，因为观众会记住一辈子的。”

陈可辛希望，创作者们能立足中国找到好题材，“中国有很多的好故事，很多故事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共情的，那为什么不去拍这些大家都能共情的中国故事呢？我觉得应该把中国的故事，拍到全世界都要看（的程度）。我们不要拍一些为了讨好他们的、固定的中国形象的东西，这样的话没有进步。而且，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事情。中国的市场也很大，能够给你这样的资源。”

拍明星“是一门功课”

在被问及“选择演员看中哪些指标”时，陈可辛的回答非常诚实——首先当然要有明星。“因为没有明星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电影。”对于选用明星，他从不讳言。

不过他也认为拍明星“是一门功课”，要找到明星的特点，拍出别人没有拍过的那一面才行。从《金枝玉叶》中的张国荣、刘嘉玲、袁咏仪，到《甜蜜蜜》中的黎明、张曼玉，再到《如果·爱》中的金城武、周迅，众多明星都在陈可辛的光影世界里熠熠生辉，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可能正是源于陈可辛选角的第二项指标：无论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必须要“脆弱”。无论这位演员饰演的角色有多坚强、多强悍，陈可辛也要求在演员的表演中，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脆弱的一面。“因为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如何发掘出每个明星、每个角色身上的“脆弱”点？陈可辛表示，作为导演，自己在情感表达上可能是有一点天赋的。虽然年过花甲，但依然保持着“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天真和感性。“我一辈子都这样，我仍觉得自己是少年。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也没有经验，但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我的弱项就是技术，我对技术完全没有兴趣，技术包括特效、动作、炫技巧的镜头。但好在，我还有一点优点，我觉得我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本组文/本报记者 肖扬

统筹/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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